《中国佛教简史》讲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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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——曙祥法师

中土佛教的历史,内容复杂,千头万绪,为了简明,分作三期:前期,由东汉到西晋;中期,由南北朝到唐;后期,由五代十国到明清。

一、 前期佛教 (东汉到西晋)

  佛教传入中土最早在何时?在过去,流传最广的说法,是汉明帝永平求法从而佛教传入中国。实际上,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,佛教的传入必在明帝以前。

  佛教初传入时期,重要的活动是译经。译者都是外国人。其中最有名的是安世高,译出《安般守意经》(最早传入讲禅法的)等约三十几部;其次是支娄迦谶,译出《般若道行经》等十几部。还有三国、两晋时的康僧铠译出《无量寿经》等四部;帛延译出《首楞严经》等七部;支谦译出《维摩诘经》等八十余部;康僧会译出《六度集经》等数部;竺法护译出《普曜经》等一百六七十部;竺叔兰译出《放光般若经》等数部;帛法祖译出《菩萨修行经》等十几部;安法钦译出《道神足无极变化经》等五部。

  教义的传播还比较粗浅,大多是灵魂不灭、地狱受报、祭祀得福之类。译经在教理方面偏于大乘的般若,这就为后来道安的般若学开了先河。

  佛教规模、佛教政策方面宫中有浮屠祠,推想只是祭佛而不住僧。宫外已经有寺院,如建于明帝时的白马寺就是。寺院不多,都是供外来的和尚住的。中土人不住。

  三国、西晋期间,译经中的一件大事是,三国魏的晚年,印度僧人昙柯迦罗来洛阳,译出《僧祇戒心》,其后不久安息和尚昙谛来洛阳,译出《昙无德羯磨》,并根据戒律的规定举行传戒仪式,这就为佛教势力的扩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路。有了戒律的规定,出家人逐渐增多,据说西晋时有僧尼三四千人;僧寺,仅洛阳、长安就有近二百所。

二、中期佛教 (南北朝到唐)

  这一时期朝代多,地域杂,佛教最兴盛。所谓兴盛,内:教理钻得深,分得细(各宗各派);外:热闹,由寺院、出家到造像、俗讲等等,林林总总;影响也大,由平常人的念“阿弥陀佛”到士大夫的谈空说寂,更是影响到了各个阶层。

  中期译经的盛况远远超过前代,不仅译师多,作品多,而且出了不少在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大师。其中尤以鸠摩罗什名声最高,贡献最大,与唐初的玄奘,同居译经大师的首位。教理的研究和传布也远远超过前代。这时期,佛法在取的方面有了新的趋向,是由道安(在北方)开始,慧远(在南方)发扬光大,根据《无量寿经》《弥勒下生经》等经典,倡导往生净土的修持方法。与当流行的般若性空理论相比,往生净土的路像是既容易,收获又大,所以对后来佛教的更深入人心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。佛理方面曾引起一次大争论,就是神灭还是不灭。隋朝佛理方面出了一些造诣深、影响大的大师。如净影慧远、智觊。这时期,佛教的一件大事是出现了沙门信行创立的三阶教。这个教在隋至唐朝早期势力相当大。可是因为有不少人(包括一些皇帝)视为异端,到唐朝后期就逐渐灭绝了。

  唐代的教理研究更加深入,从而体系更加严整,面目更加鲜明,就形成不同的宗派。有天台宗,重要大师为智威、玄朗、湛然等。有三论宗,重要大师为吉藏、慧远、智拔、慧均等。有慈恩宗(即法相宗),重要大师为玄奘、窥基、慧沼、智周等。有律宗(主要的一派是南山宗),重要大师为道宣、大慈、融济、文纲等。有贤首宗(也称华严宗),重要大师为杜顺、智俨、法藏等。有密宗,重要大师为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一行、不空等。有净土宗,重要大师为道绰等。有禅宗。随着经典越来越多,于是有人整理为目录。三次都在梁代:一是僧绍编的《华林殿众经目录》,二是宝唱编的《众经目录》,三是僧佑编的《出三藏记集》。现在存世的只有最后一种。

  随着佛教势力的增大,西行求法的风气也兴盛起来。先后有东晋的法显,南北朝的宋云和惠生。在唐代,西行求法的人也不少,据义净《大唐求法高僧传》记载,仅唐朝初年就有六十人。最著名的当然是玄奘,于太宗贞观三年出发,经西域到印度,往返十七年,取回佛舍利一百五十粒,经论六百五十七部,金檀佛像七躯。此外,义净、慧超、玄照、道琳等也是西行求法人中很有名的。

  南朝时出家、在家的信徒,数量增加得很快。寺院自然也要相应地增多。与信仰俱来的还有佛像的各种形式,包括塑像、画像和雕像。雕像还发展为大规模的形式,是石窟造像。据说敦煌千佛洞就是苻秦时期开始建造的。佛教势力在北朝也升到顶峰。北朝皇帝,绝大部分是信奉佛教、尊重名僧的。一般平民当然更少例外。佛法盛,信众多,从许多方面可以表现出来。一是僧尼多,二是僧寺多,其时建塔的风气也盛起来,许多僧寺兼有塔。三是造像多,最著名的是,北魏平城时期的武州山石窟(今大同云岗石窟),洛阳时期的龙门石窟,四是刻石经。五是因为信徒多,民间还有了信奉佛教的组织。

  隋唐时代佛教达到了空前的规模,大部分皇室信仰佛教,隋文帝热心护法,建寺,建塔,度僧尼,造佛像,并提倡公私写经(开唐朝大批写经的风气);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并且受菩萨戒,自称菩萨戒弟子。石窟造像和刻石经仍然继续,著名的房山石经就是这时期开始刻的。唐朝皇帝,绝大多数是维护佛教的。士大夫和平民,接受传统的生活习惯,已经把佛教看作本土文化的组成部分,不只惯于信,而且惯于行。表现于外,或现在还能看到或推知的,是各种信奉活动的遗迹。上者是诗文,其次是大量的寺、塔、经幢、造像(包括石窟造像)、刻石经、写经(中期以后开始有刻板印刷的经典)等。

  在佛教中期,还发生了几件佛教历史上的大事。北魏迁都洛阳前的太武帝说佛教是“西戎虚诞,妄生娇孽”,对佛教进行大规模的毁坏,如让五十岁以下的僧人都还俗,服兵役;其后又下令杀尽僧徒,毁寺院、经像等。另一是北周武帝。他重儒术,轻道、佛,曾多次发起争论道、佛的高下,又听信还俗僧人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意见,开始是减寺减僧;其后是废斥道、佛二教,令僧徒、道士都还俗,强迫僧徒还俗,焚毁经像,财物没收归官。唐代也曾出现反佛教的事。重要的有两次。一次是所谓会昌法难。武宗是信道教的,对佛教有恶感,用种种办法压制僧尼,直到下令拆毁寺院,勒令僧尼还俗。另一次是韩愈排佛,他写《原道》,主张对佛教要“ 人其人(强迫僧徒还俗作普通人),火其书(烧佛教典籍),庐其居(变寺院为民房)”。

  中期佛教由中土东传到高丽、百济、新罗和日本。这些国家都有不少僧人来长安学习佛法。文帝时期,高丽、百济、新罗并分得舍利,带回国建塔供养。唐代,中土与东方高丽、日本等国之间,僧徒的来往更加频繁(主要是来唐朝留学)。于是佛教东传,并也发扬光大,建立了各种宗派。

  道释融合从南朝时期起表现得越来越明显。道家推重老庄的无为,理论讲无,行事讲冲虚淡泊,尚清谈,这同佛家的讲般若、轻世间名利有相通之处,又因为许多出家大师深知儒道(如慧远、支遁等),许多士大夫名流信佛,通佛理(如孙绰、宗炳等),所以有不少名僧和名士交了朋友,谈吐也是即道且释。北朝道释融合,名士和名僧的交往更加频繁。玄谈之外,还可以用诗,如谢灵运、等。

三、后期佛教 (五代十国到明清)

  五代十国时期,北方统治者对佛教限制较多,南朝很多君主热心佛教事业,所以建寺、建塔、造像、写经等活动都规模宏大。这个时期,教理方面也趋向衰落。只有天台宗和律宗还保持相当的势力:天台宗的大师有义寂等;律宗的大师有贞峻。禅宗的情况特殊,因为唐朝中期以后渐渐有独霸之势,所以这时期仍在发扬光大。这时期还出了个灭法的皇帝,后周世宗废除未经国家赐予寺额的寺院三千多所;严格限制出家资格,并不许私度。又因为缺少货币,于是没收铜铸佛像,熔化了铸钱。中国佛教史说的三武一宗的灭法,三武是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和唐武宗,一宗就是这位周世宗。

  译经事业,由唐朝晚期停顿,宋,辽,金时期又恢复了。像唐朝一样,翻译有严密的组织和规程。译师大多是外来的僧人。佛理的弘扬方面,势力最大的是禅宗。此外有律宗,或说道宣的南山宗,贤首宗,慈恩,天台宗,净土宗。宋朝皇帝大体说都是维护佛教的,为各阶层的人所信奉,辽、金两朝都重视刻经的事。信奉的活动,除建寺、建塔、造像、写经、斋僧、举行各种法会等之外,还添了刻经(刻木板印刷全藏)一项。最早也最重要的是宋初开宝年间在四川刻的蜀版藏经。辽刻的大藏,与宋刻蜀版藏经相比,内容增多,通称契丹藏。

  这时期,佛与儒相互影响,接近甚至糅合的程度更加深远。有明显表现为调和的,如契嵩着《辅教篇》等,宣扬佛、儒可以互助,不当偏废。有不明显表现的,如禅的明心见性,儒的天理人欲,都是把邻居的什物隔墙拿过来混在自己的什物里。契丹和女真建立的国家,对佛教就更加尊崇。如辽兴宗曾归依受戒,金世宗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。最高统治者如此信奉,佛教当然要受到特殊的照顾。建寺、建塔、造像、写经、斋僧、行香等等活动不算,还增加了大量的布施。宋代求法的人也有不少,与东方高丽、日本诸国,僧徒来往仍不少。外国僧人来中国,绝大部分是学禅法的。辽、金时代的佛教艺术品,留到现在的还有不少。主要是建筑。

  元朝时间不很长,皇帝都是信奉佛教的,尤其是属于密教的喇嘛教。对于一般佛教,帝室也是维护的,如建立寺院,举行法会,刻印藏经,费用都由国库负担。其结果是寺院增多,僧尼增多。此外,朝廷还惯于以田地施给寺院,寺院成为富户,于是兼营工商业。在教理方面,有较大成就的仍然是禅宗。此外,天台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、律宗都再现过好几位名僧。不过与前一时代相比,是无法相提并论的。这时期新兴起两个教派:白云宗和白莲宗。元代刻经事业不很发达,值得注意的有弘法寺大藏,普宁寺大藏。僧徒作诗的风气仍然很盛,佛教艺术,成就最高的是造像。

  明朝关于佛教,重要的变动是:一,由尊崇喇嘛教改为以中土的各宗为主体;喇嘛虽然仍有帝师、国师等称号,但那是出于对少数民族的统战政策。二,明太祖朱元璋在凤阳皇觉寺出过家,对寺院和僧徒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,于是针对他心目中的不足之处,由过去的单纯扶持改为着重整顿。在佛教政策方面设置各级僧官管理佛教事务,包括任免寺院的住持;分学佛的专业为禅(以禅定求悟)、讲(研习各种教义)、教(依各种仪法活动)三类,要求僧徒要各有所专;定期考试,经典不通者淘汰;严格度牒制度四;减少寺院数目,出家者必须集中居住,过集体生活;等等。不过对于流传已久、深入人心的佛教,政治力量终归是有限的,又因为后来推行度牒收费办法,出家容易了,从而寺院的数目大量增加,僧尼的数目也大量增加。在教理方面,仍然以禅宗最为兴盛。其次是净土宗,以念佛求解脱,几乎成为各宗派的共同法门,其他各宗也还保留一些流风余韵。明朝后期还出了一些著名的佛学大师,沟通儒、道、释三教,可以代表一时的风气。明代刻经事业很盛,刻全藏计有五次:一是洪武年间在南京刻的,称为南藏;二是永乐年间在南京刻的,也称为南藏;三是永乐年间在北京刻的,称为北藏;(以上三种是官刻)四是其后刻于杭州的,称为武林藏;五是明末在山西五台山开刻,完成于清初浙江径山的,称为嘉兴藏(由嘉兴楞严寺发行)或径山藏。佛教的对外交往主要是中国和西域、尼泊尔、日本。明代文人学者,不出家而研究佛学的风气,这时期也很盛。

  清朝有好几位皇帝喜欢并精通佛学,上层人物喜爱,一般人民循旧轨走,因而佛教就仍是繁荣昌盛,据统计,早年大小寺院有八万左右,僧尼有十几万;晚年,寺院几乎遍布全国各村镇,不出家而拜佛、菩萨的,就难以数计了。这时期也有译经事业。但与过去不同:过去是由外面的西土文字译成内部的中土文字;这时期只是满、汉、蒙、藏文字互译,目的限于内部流通。在教理方面,比较兴旺的仍然是禅宗。其次是净土宗,因为方法简便而收获大,所以几乎成为各宗的共同信仰。大师有印光等,其它如天台宗,华严宗,律宗,法相宗等。居士学习佛学,弘扬佛法,这时期成为风气。清朝的刻经事业,官刻汉文的只有雍正、乾隆间的龙藏一种,是根据明刻北藏予以增补的。私人刻经,晚年成为风气。这时期出了不少诗僧,如苍雪、天然等;其中寄禅又号八指头陀,在清末尤其有名。初年还出了几位有大名的画僧:如朱耷(dā)

四、 佛教发展的影响

  关于佛教发展影响,曙祥法师认为佛教传入中土,可以算作因;佛教以及各宗的发展变化情况,可看作传入之果。这果是教“内”的,它还可以溢出,在教“外”开花结果,大体上可以分作三类:一是生活方面,二是学术方面,三是文学艺术方面。

  曙祥法师认为,生活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三种:一种是慈悲心。儒家讲仁,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,并主张能近取譬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,也是慈悲一路。但没有佛家讲得那样深,要求那样严。南北朝以来,一千几百年,中土人民把心地善良、但行善事看作生活理想,与佛教教义的广泛传播是有密切关系的。另一种是依托感。现实难得尽如人意,有遗憾,甚至有痛苦。而佛菩萨的慈悲感应以及充满智慧的教导,给许多人树立了生活的目标,提高了人们生活的勇气。当我们有不如意的时候,愿意向佛菩萨倾诉。还有一种是淡泊观。这本来是中土原有的,就是道家老庄的不贵可欲,可是佛家给火上加了油,进一步说一切都如梦幻泡影,没有实性。产生的影响,就导致了一贯的尊重隐逸,至少是在少数人心里,要推重视利禄如敝屣。

  学术方面,佛教义理成为学问,或被人看作值得重视的知识,至晚从南北朝开始重视,研究。于是历代都出了一些在家的佛学家,如南北朝的殷浩,唐的李通玄,宋的张商英,明的李贽,清的彭绍升之流。研究佛学的风气,到清朝晚年更加兴盛,不但出了郑学川、杨文会、欧阳渐等佛学名家,还建立了佛学研究会、支那内学院、观宗讲舍等研究佛学的组织。以上是在佛门之内研究佛理。佛门之外,受佛理影响而兴起的学术研究或学术争论就复杂多了。三教孰优孰劣之争,从魏、晋起,几乎历代都有。但争常常是在表面,骨子里却又在相互吸收而融合。这都是影响的总的表现。分的,也表现在争论和融合两个方面,如南朝的形神关系和神灭不灭的辩论是争论,宋朝理学和禅学的讲心性是融合。六朝以来,佛学成为中土文化的组成部分,读书人,即使自称为儒,废佛书不观的是极少数,读,自然会吸收其中的自认为可取的成分,因此,文人着论,如果仔细梳理,常常可以嗅到佛理的气味。


  文学艺术方面的影响比较多。试分作两类:

  一类是直接性质的,指一见便知的,如佛典文学,隋唐时期的变文,诗作,如王梵志、寒山等人的,写的是诗,内容却不离佛教教义。绘画,指以佛教为题材的,如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、敦煌壁画之类。造像,种类很多,由石窟造像到铜铸小型的都是。建筑,最突出的典型是佛塔,是中土原来没有的。佛门之外的有小说,全部以佛教或佛理为题材的也很多,长篇的如《西游记》《济公传》,短篇的如《月明和尚度柳翠》《聊斋志异•画壁》之类。散文也不少,可以举为典型的是杨衍之《洛阳伽蓝记》,全书写寺院兴衰,景物、文字都很美,应该算上好的文学作品。诗歌方面,王维、裴迪之流是突出的代表,其后历代都有不少文人,写诗间或宣扬清净理,即带有佛教气味。戏剧,如《归元镜》,宝卷的绝大多数,也可以归入此类。

  一类是间接性质的,指想后可知的,如弹词、话本之类。琐细的,如谢灵运诗:“虑淡物自轻,意惬理无违。”(《石壁精舍还湖中作》)苏轼文:“逝者如斯,而未尝往也;盈虚者如彼,而卒莫消长也。”(《赤壁赋》)说也说不尽。只说两种重大的。一种是近体诗的格律(主要是调平仄),发端于沈约、谢朓、王融等人倡导的永明体。永明体注重声音和谐(主要是平上去入的声调变化),是受到转(吟诵)读佛经的启发,也就是由梵文经典那里学来的。永明体创四声八病说,经过后来诗人的摸索改进,到初唐以后就形成严格的作诗格律,影响一直到今日,作旧体诗还要遵守。这影响,由一方面看来是拘束,但它也确实创造了一种使人爱好的音律美。另一种是变文的讲唱体和铺叙手法,几乎可以说,唐宋以来的各种俗文学形式,如话本(如《京本通俗小说》所收,后发展为大量的章回体长篇小说),鼓子词(如《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》),诸宫调(如《西厢记诸宫调》),宝卷(如《刘香女宝卷》),弹词(如《天雨花》),鼓词(如《平妖传》),都是它的直系子孙。此外,如戏剧有念白,有唱词,显然也是沿用变文既讲又唱的形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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